第681章 吏治腐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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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谈及吏治腐败，肃顺更为痛心，直言不讳地说道：

　　“说实话，鸦片、厘金流毒甚广，要不是时局艰难，奴才也不愿意弛禁鸦片、推广厘金。只不过，现在筹饷要紧，鸦片、厘金危害虽大，却远远不及吏治腐败。



　　“吏治腐败，又以捐纳、卖官鬻爵最为严重。吏部最好此道，创造了名目众多的捐纳。大学士周祖培先是吏部尚书，之后管部多年，对此难辞其咎。”

　　捐纳属于公开的卖官，起于康熙年间。当时三藩之乱，清廷需要大量用钱，开此先例。于是在科举、亲贵、荫蔽、军功之外，人们又可通过捐纳获得官职。

　　之后，清朝遇到赈灾、河工（防洪）、用兵三项大事，每每需要巨款，都会临时打开捐纳之门。事毕，就要立即暂停捐纳。

　　那时候，捐纳的数额还不多，危害也不大。有时候，竟能因此而搜罗到异才。譬如雍正时期的名臣李卫、乾隆时期的名臣李世杰，都是通过捐纳获得的官职。

　　根据正史记载，李卫是江苏铜山人，捐纳得了一个员外郎的官职，于康熙五十六年在兵部任职。按照清朝的捐纳制度，乾隆初年的费用最低，捐一个员外郎也得6400两银子。

　　清朝科举员额扩大，满人无需科举亦能做官，导致官场候补官员过多。官有各种班次，要想早点补缺，另外还要加捐班次，称为“花样”。

　　不管官员出身是科举正途还是荫蔽、捐纳，都可通过“花样”提高班次。

　　譬如名臣胡林翼，虽是进士出身，却照样要靠捐纳获得补缺。胡家有钱，胡林翼一出手，就捐了个立即补用的知府。他与别人的是，指名到最艰苦的贵州任职，好历练自己。

　　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皆为雄主，深知捐纳之害，有心禁止捐纳，却无力禁止“花样”。

　　“花样”最初名目不多，只有知县可捐“先用班”、“即用班”两个“花样”。乾隆年间，加铨选不论单月、双月即用，这是一种无关痛痒的“花样”。



　　乾隆晚年时颇有悔悟，于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谕，要求子孙永禁捐纳，以“慎重名器”、“嘉惠士林”。

　　但情势很快啪啪打脸，嘉庆三年，当乾隆还在做太上皇时，川楚白莲教作乱，流转五省，历时九年，是清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。

　　杨烜的祖父杨遇春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卓异，由绿营副将而升总兵、提督，得轻车都尉世职，堪称是其仕途的关键。

　　为了筹措军费，乾隆、嘉庆不得不再开捐纳。乾隆死后，天地会等会党起义频繁，捐纳由临时而变为常规，乃至于“花样”百出，好吸引主顾。

　　吏部对此尤为热心，上至堂官、司官，下至胥吏、仆役，都可从中收取好处。捐纳的数额也屡破记录，最高可以捐到正四品的道台。

　　譬如，道光二十七年，大买办吴健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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